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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頭城鎮大里天公廟收藏了一座手水缽,這座手水缽有可能是宜蘭地區長期不在名錄中的神社殘跡?
大里天公廟背山面海,遠眺海上龜山島視野極佳,這裡曾在1927年經日日新報票選為台灣八景十二勝之一。
大里手水缽的捐獻名單上出現了濱田辰熊、吳金枝等人物,我們能因此多了解手水缽的身世嗎?
天公廟保存了一座日據明治年間的「功施神民」石碑,碑上的人名遭毀,這和手水缽有什麼關係嗎?
手水砵的材質是宜蘭本地很常見的四稜砂岩,是誰刻了這座手水缽?大里手水缽的身世密碼開始解讀!







頭城│手水缽‧大里神社            2009.12.01攝影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2011.08.16修改


宜蘭大里天公廟(慶雲宮)的文物館前有一座手水缽,巨石切面三角形並作盆口,正立面刻「奉献」,背面刻捐獻名錄:浜田辰熊、井下森之助、小川英雄、李木來、吳金枝、游文河、王阿枝、下川正吉(由左至右)。宜蘭大里有神社?還是手水缽本來就是天公廟所有?

昭和年間,爆發二次大戰,日人對台態度開始轉變,為強化台日一國之向心力,日本政府實施「寺廟整理」,進行皇民化的運動,期間推動「一街庄一神社」,具體改革台灣根深的傳統信仰。 如果比照宜蘭本地神社的紀錄,幾乎各街各庄都有神社,就只有頭圍庄(頭城)和狀圍庄(狀圍)沒有神稷,按照頭圍庄當時的城市規模卻沒有神社非常讓人疑惑(頭圍公學校內有奉安殿),大里天公廟的手水缽會是頭圍庄的神社遺跡嗎?

昭和二年(1927)八月台灣日日新報透過民眾投票,選出「台灣八景十二勝」,宜蘭的「大里」和「太平山」名列十二勝之中,大里天公廟的謎樣手水缽會和十二勝有關嗎?手水缽背面的捐獻名錄是唯一的線索。
 




大里手水缽捐獻名錄


翻開頭圍庄庄長、助役、庄協議員名單官方紀錄,大正15(1926)10月到昭和3(1928)9月的頭圍庄協議會員:魚返文脩、林乾坤、黃讚宗、浜田辰熊、瀧口健一、林新枝、連江茂、吳金枝、王阿委、游阿添、莊芳、楊源榮、許水、張壽。「浜田辰熊」和「吳金枝」都有出現在大里手水缽的捐獻名錄上,濱田辰熊在頭圍庄協議會任職自大正9(1920)10月到昭和5(1930)9月,吳金枝則是大正11(1922)10月至昭和10(1935)12月,所以大里手水缽因此很有可能是昭和時期的神社遺跡囉?!

再翻閱1937~1945頭城庄役場直屬區總代任命名單(註1),吳金枝(1862-1942)是26區大里簡蕃薯寮的區總代。李木來(1878-1944)是27區大里簡的區總代,李木來同時是27(大里北區)的保正。吳金枝和李木來兩人曾經於昭和7(1932)發起大里天公廟的重修。吳金枝一直是大里簡的領袖人物,為慶雲宮管理人之一,身兼「玉皇上帝會」、「福德正神會」等神明會會長。

手水缽的捐獻名錄上還有一位人物很特別:下川正吉。下川正吉可能為宜蘭本地石匠?已知作品有三:頭城武營忠魂碑(1934~1935)、宜蘭公園(今中山公園)忠靈塔碑(1936)、大里水手缽,有趣的是這三件作品都是在昭和年間竣工的。

大里天公廟附近最有可能作為神社設立的位置,除了大里國小(民國53年創校),推斷亦有可能在大里天公廟後殿「凌霄寶殿」或是「大里碑林」的位置,廟後有明顯的倚傍山,山上還是大里重要的水源地。民國60(1971),天公廟後殿起建,耗時六年於民國65(1976)落成,這裡會是大里神社的遺址嗎?亦或是大里從未有過神社,手水缽原本就歸天公廟所有?


功施神民碑


手水缽旁有一塊石碑名「功施神民」,上額「警部補○○○○紀念」,上款「明治三十五年六月」剩餘六字遭毀,下款「大里簡內地人感恩仝立」,內地人三字遭毀。

根據國家圖書館的
《臺灣記憶》網站的說明:『慶雲宮又稱「天公廟」,主祀玉皇上帝。日據明治三十五年(西元一九○二年)該宮向日本政府申請重修,未獲許可;幸有警部補某日人協助申請,終於獲准改建。當地人感念,立碑用以懷德。本碑額刻「警部補○○○○紀念」,卻未刻其人姓名;中書「功施神民」四字,上款作「明治三十五年六月」,左側另有六字遭後人鑿毀而不知其意;下款作「大里簡□□感恩仝立」,立碑者名字亦遭後人鑿毀而不知其詳。』(註2),文中說的重修未得日方許可又獲准一事,可從大里天公廟現存的舊廟石雕遺件中探究,今廟方保存了一對點金住落款年代為明治甲辰37年(1904),可資證明。而「當地人感念,立碑用以懷德」文中的當地人應該是指本島人,然則碑文上的「內地人」就是「日本人」,何況日本領台初期,立紀念碑之風氣多為日人所為,《臺灣記憶》的說法可能有誤。如果「神民」是指日本人,那麼遭抹滅的上款六字之中會是關鍵的立碑之人嗎?

意外的是大里慶雲宮廟誌中竟然記載了紀念碑的緣由:「明治35年(1902),日本警部補濱田辰熊刻立「功施神民」碑以謝大里天宮之神恩。據傳濱田氏之妻腹痛,四處求醫皆罔效,時地方人士向其推介天公爐丹,服下後不藥而癒。自是以後,濱田氏成為大里天公之虔誠信徒。」(註3)。至此,碑文上款遭鑿毀的六字,推測應當正是「濱田辰熊□□」。多年後濱田辰熊再捐獻手水缽,這讓神社在大里簡的可能更多了一些事證。

昭和7(1932)大里天公廟再次重修,發起人為吳金枝、李木來、藍阿順,辦理人黃添成等。由於明治年間的「功施神民」碑可見早年天公廟與日人濱田辰熊的淵源,可見濱田氏成為信徒的說法有據,另外李木來為當地保正,吳金枝為大里簡的精神領袖,三位一併出現在手水缽的捐獻名錄上,或許手水缽真是天公廟所有,畢竟官方未曾記載有關大里神社的資料。


 

 

 (註1)參考《續修頭城鎮志(下)》
 (註2)摘自
《臺灣記憶》宜蘭縣碑碣說明:「功施神民」碑
 (註3)摘自《宜蘭草嶺慶雲宮志》p.73 草嶺慶雲宮管理委員會編印

 頭城大里草嶺慶雲宮:宜蘭縣頭城鎮石城里濱海路7段33號
 




 

大里天公廟倚山面海,廟貌巍然。據聞大里有一座手水缽,你認為這裡可能有神社嗎?






大里簡驛(現大里火車站)的加水塔。
加水塔建造於日治時期,早年用於蒸氣火車降溫,為本地鐵道遺跡。
台視和三立合作的偶像劇《那一年的幸福時光》的片頭劇照中的「木造」大里車站,
是某地日式宿舍和香山火車站的入口雨庇所合成,
現實的大里車站其實是棟鋼筋水泥建築,但我仍舊很喜歡這個濱海車站,尤其在月台上聆聽海聲時。







大里天公廟主祀玉皇大帝,相傳為開蘭廟宇之一。
大里天公廟屢經改建,早已廟貌雄偉,為東北角的宗教聖地。
大里天公廟倚山面海,埕前即能清楚遠眺龜山島美景,風水極佳。
明治37年(1904)重修,昭和7年(1932)再次發起重修,民國37年(1948)拆除舊殿重建,
民國58年(1969)開始興建後殿,廟貌至此抵定。






大里天公廟文物館的功施神民碑,石碑立於柱珠上。
此碑立於明治35年(1902)六月,碑體曾經斷裂為二,部分碑文遭毀,人為破壞的可能性很高。
碑身乃砂岩,中間刻「功施神民」,上額「警部補○○○紀念」,
上款「明治三十六年六月」剩餘六字遭毀,可以猜出第一字應為水字旁,宀字頭;
下款「大里簡內地人感恩仝立」,內地人三字亦有被鑿毀痕跡。






碑體的上額「警部補○○○紀念」。
上額碑文中的「○」不知代表何意?「警」字字幅過大,頗有趣。
記念碑用「紀念」而非日人慣用的「記念」,猜測會是台籍石匠所刻?
碑頂的花紋像是柿蒂紋,但四瓣卻不若整齊,中間的圖案反而更似葫蘆,讓人百思不解。
功施神民碑不假修飾,感覺像是立碑匆忙,或是匠師不良皆有可能。







大里天公廟的功施神民碑「神民」二字。
大里天公廟沿革中記載關於此碑的一段故事:
『明治35年(1902),日本警部補濱田辰熊刻立「功施神民」碑以謝大里天宮之神恩。
據傳濱田氏之妻腹痛,四處求醫皆罔效,時地方人士向其推介天公爐丹,服下後不藥而癒。
自是以後,濱田氏成為大里天公之虔誠信徒。』,
根據沿革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碑文下款作「大里簡內地人仝立」,
濱田姓氏和上款遭毀六字字首殘跡相符,可以肯定此碑確實為日人奉獻。






大里手水缽的正面刻有「奉献」,背面刻有捐獻名錄8位,
其中濱田辰熊、李木來、吳金枝、下川正吉這四位名字分別帶我們拼湊手水缽背後的歷史意義。







大里手水缽的頂切面,像7-11御飯團一樣,美麗的三角造型。






缽口做了兩道層次,很雅致。






大里手水缽背面的捐獻名錄:
浜田辰熊井下森之柱小川英雄李木來吳金枝游文河王阿枝下川正吉

濱田辰熊曾經捐獻大里天公廟「功施神民」碑,傳聞中為天公之信徒。
吳金枝為大里簡領袖人物,身兼多職:庄協議員、區總代、神明會會長。
李木來為大里簡區總代和保正。
下川正吉為石雕師,作品已知僅見宜蘭境內,宜蘭公園忠靈塔、頭城武營忠魂碑皆為其作品。









宜蘭公園的忠靈塔,下川正吉刻,落款昭和11年(1936)8月。
關於忠靈塔的原配置,相關資料甚少,已知忠靈塔主體分為碑身(存)、碑座(佚)、台座(佚),
附屬物有鳥居1座、石燈籠6座,設置於宜蘭公園(今宜蘭中山公園),早年影像資料幾無。





頭城武營的忠魂碑,下川正吉刻,沒有年代落款。
碑上刻有頭圍庄長筱田之森,筱田之森的任期為昭和9年(1934)10月~昭和10年(1935)12月,可以推判此碑應立於昭和9~10年間。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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